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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6] 例如，阿玛蒂亚·森（Amartya Sen）即曾发掘印度传统中民主的思想与实践，并从公议（public reasoning）的角度来界定民主之为民主。

然而，对于这样的说法，一些学者明确表示反对：老子之道不可言说，那《老子》五千言所说又是什么？因此老子之道是可以言说的，而且亦必须是可以言说的。因此，道之作用可以言说，《老子》五千言所述主要为道之作用，故老子说道可道，即道之作用可以言说，这在逻辑上是十分顺畅的

概括而言，凡是符合老子所主张的自然无为、守柔不争、无思无欲等原则的，均为道之作用的体现。常道，指恒久存在的道。……综观《老子》上下五千言，我们找不到一条可以确凿无疑地说明道不可道的证据。不过，需要注意的是，道的确切含义虽然指的是宇宙万物本原的字，亦即宇宙万物本原的作用，但是，老子有时候为了论述的方便，亦以道字代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或宇宙万物本原之本体，如第四章中说道冲，而用之或不盈，意即道是空虚无形的，然而它的作用却又不会穷尽，空虚无形指道之体，不会穷尽指道之用，则这里的道字，当指宇宙万物的本原。因为道可道中的第一个道，指的是道亦即宇宙万物本原的作用。

二是故常无欲以观其妙，常有欲以观其徼两句，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从无欲有欲断句，有的学者则认为应该从无有断句。……假定关于道的核心问题真的是一个知识论问题，而且假定道是不可说的，那么，道的问题从一开始追问就终结了，根本不应该也不值得说下去了。道不可体，故志之而已。

郑玄注：道，谓师儒之所以教诲者。周代礼乐制度的基本形态，就在《周礼》一书中。皮锡瑞云： 其所以称经者，《汉书艺文志》曰：夫孝，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行也。例如讨论唐玄宗《孝经御注》一章。

本来，在两汉时代的理解中，《孝经》是孔子面对后世，为后世建立大纲大法的著作，旨在以政治为中心构建人间秩序。何以要援《周礼》以注《论语》呢？因为《论语》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，而孔子及其弟子言说的背景正是崩坏中的周代礼乐制度。

此二书列于《孝经》注解中，虽能明经,但此二书特别是吴澄《孝经定本》，是继承朱子《刊误》的思路，有一己之见作为思想预设，然后绳诸《孝经》，故所见《孝经》经文处处捉襟见肘。以此逻辑,作为王官学的六经应在经部，而《孝经》与《论语》应属子部儒家类。《周礼》曰：儒以道德教人。但是，诸多注本都是诸家自身思想体系的构成部分。

《论语•为政》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因此，单经学史不但要求对注释的历史脉络有充分的理解，而且更要求对经义本身有正确的把握。理解了这一点便可看出，郑玄对《论语》性质的理解，是把《论语》放在《周礼》的大框架中，将孔子视为周制崩坏过程中的天生圣人，孔子言辞中的道德、制度都与周制有密切关系。《论语》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，古无异义，但是究竟要把《论语》看成孔子的格言集，放诸四海而皆准，还是看成某种制度下形成的言行，便极大地影响了对《论语》性质的判断与对孔子的认识。

而经过了唐玄宗之后，《孝经》变成时王面对臣民，教导臣民忠孝的伦理书。郑注《孝经序》曰：《孝经》者，三才之经纬，五行之纲纪。

郑注则直接将道嫁接到《周礼》之师儒所以教诲者。郑注《中庸》大经大本曰：大经谓六艺，而指《春秋》也。

单经学史的写作，既是整体的经学史的组成部分，也是经学史的细化。如果从文献学或解释史的角度写作单经学史，固然可能回避整体的经学史，但若从经学本身来写单经学史，则整体的经学史定然是单经学史的基本框架与叙述基础。从文献学角度写单经学史，则更侧重对各种经注版本、人物的介绍。《论语·雍也》：子谓子夏曰：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元世又有朱申撰《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》，收人《通志堂经解》，此书与董鼎《孝经大义》同类，纯为阐发朱子之作,但因其于经义几乎全无新见，故不言之。事实上，史的眼光取决于对经的理解，如果没有在历代注释的基础上理解经，便同时也失去了评判历代注释的眼光。

《孝经御注》一书体式，颇如何晏《论语集注》，多杂引前人之说，但整体而言，唐玄宗对前贤注解的采摭，使其书表现出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特征。如果能够理解经注的性质，历史上的注经大师都把一部经典纳入自己的经学理论之中，那么，经典就会瓦解在解释之中。

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，伪孔之注已有区分，而郑玄径将儒解释为师，并将这句话转化为孔子针对子夏性急，教导他应该选择君子以教。孔子此言，凡道、德、艺，皆为泛说，何晏所解，云道不可体，艺不足依，纯为玄学之言。

单经学史需要对整个经学史有所了解，更重要的是对经的种种内部问题有自己的判断，而这种判断有时甚至是建立在对整个经学体系的理解之上的决断。同时，也正是注经家们做出的不同解释，使后人看到的经学注疏表现出史的脉络来。

四库馆臣又论项霦《孝经述注》云：是篇用《古文孝经》本，其所诠释，不务为深奥之论，而循文衍义，案章标旨,词意颇为简明，犹说经家之不支蔓者。《清经解》收录丁晏《孝经征文》，其书多纠集汉晋注义，此类著述尚多，但没有发明义理，都不设专门的章节进行讨论。而单经学史则是以书籍为标准,讲一经注解之通史，侧重于以经为标准，梳理每一经在不同时代的注本及其特征。郑玄对《孝经》的理解，不是像其解《论语》那样尽用《周礼》，相反，《孝经注》中涉及到的制度大多同于《礼记•王制》与《白虎通》，这种与今存郑注大相违异的特征，使许多学者认为此注非出自郑玄。

汉人推尊孔子，多以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并称。理想的单经学史著述，要对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注本进行评述，使读者了解这部经的发展源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借助历史上这些有代表性的注本,充分展示该经的内部问题——也就是经学问题。

同时，单经学史的背后是整体的经学史，专治一经，董理其史，只有在经学史的脉络中叙述一经之史，才能发明经义,推动经学的学术总结与义理重构。在《孝经》学史的义理演变中，两汉重经学，《孝经》与《春秋》为代表的五经联系在一起。

对经文的理解要建立在理解历史上伟大注经家的基础上，因此需要透彻了解这些注经家本身的思想。从经学的角度来说，要凸显经学的义理，马上会面临一个问题,解释的历史固然可以整理出来，而经义自身的价值在哪里？ 二、经与史 可以说，既要凸显经的维度，又要表现史的脉络，是单经学史写作的永恒的纠结。

郑玄注：行，谓六行：孝、友、陆、姻、任、恤。郑注把行解释为六行，与其解道之以德为六德一样，都是据《周礼》为说。仁者功施于人，故可倚。经学通史以时间为线索，侧重于梳理每一时代经学发展的不同特征，如讲汉代经学，必言博士制度、家法师法，讲清代经学,必言小学兴起、汉宋之争。

这样，《孝经》便跻于六经，成为孔子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详研一部经的每种重要注本，成为认识该经的惟一途径。

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，正在于其作为中华文明的思想源头，规定并表达了中华文明自身的价值系统，因此，有必要从经学自身的角度来理解经学的演进。事实上，在唐玄宗之前，六朝时通过《孝经》讲臣子之忠孝，《孝经》已经开始个人伦理化了，但当时要建立郊祀、明堂诸种政治制度，主要依据仍在《孝经》。

同时，孔门自着之书，有《论语》与《孝经》，故刘师培云： 曾子作《孝经》以记孔子论孝之言。《少仪》士依于德，游于艺，郑注云：艺,六艺也。